你现在的位置:首页 > 实验研究 >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重要层面
发布时间:2021-02-18  信息发布人:管理员  

原标题: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重要层面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了中国政府将致力于打造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新理念①,并构成了我国十八大以来国际(全球)政治参与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当然,如何进一步将这一新理念的具体意涵做出基于严谨的学理分析的归纳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国际关系战略与外交策略(举措)体系,还需要去做大量的研究性工作,而这正是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使命。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个层面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第一个层面,是它作为对世界秩序或国际关系格局构型的核心性理念、理解或憧憬。笔者认为,与之相关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主要有两个②:一是理想主义理论,二是建构主义理论。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又称为法理主义或规范主义。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对格劳修斯和康德等的理想主义政治哲学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早在1889年就发表了《国家论》,提出应当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即国际关系应当基于并致力于实现和平、合作与民主的(道德)理想。基于此,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提出了包括公开外交、集体安全、国际法律和民族自觉等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也被称为“威尔逊主义”。这一理念下的具体成果是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和1929年由法国、美国等签署的“非战公约”。威尔逊等人的理想主义及其政治主张由于随后发生的历史事实而饱受讥讽,但这并不能完全抹杀其积极性的一面:对于人类价值及其善良本性的肯定,并主张依此来重构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呈现为与(新)现实主义的并非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对立——一种关于世界秩序或国际格局构型的替代性想象或愿景,而这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需要。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是这种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维传统的传承与延续,或者说来自当代中国的关于未来世界的一种理想主义勾画。而与当年威尔逊版本的理想主义明显不同的是,这一新理念真正体现了全球视野(而不再局限于大西洋两岸)并明确地基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因而拥有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制高点”③。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尽管其理论渊源纷繁复杂,但最直接的促动性现实则是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的发展。事实是,二者都对当代世界秩序或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它们的发生又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民族国家利益或权力竞争意义上的物质性因素。换言之,与大致属于理性主义性质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是反理性主义的,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性结构不仅仅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将会)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和利益需要;在世界观上是理念主义的或非物质主义的——它虽然并不否认物质利益或权力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性,但却反对将其解释为行为体行为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原因,而是坚持认为,权力主要是由观念和文化情境所构建起来的。④具体到苏联解体和欧盟发展这两个实例,在建构主义看来,对于前者而言,戈尔巴乔夫等人对国家安全观念认知的变化以及随后采取的政治决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对于后者来说,一个不断构建中的“欧洲(经济、政治与文化)空间”概念一直深刻影响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进展及其未来⑤。因而,建构主义理论的主旨或要义就在于,某种核心性理念的持续性建构终将转换成为一种强劲的物质性力量,而这一点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说尤其重要。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全球政治理想,也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概念性存在,而是可以通过不断地阐发、制度化以及与实践互动而体现为一种现实(变革)性力量。

因而,从理论上说,无论是作为一种关于世界秩序或国际格局构型的理想,还是呈现为一种社会建构性力量的潜在可能性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理由成为一种全新的国际战略与外交策略的核心理念基础。换言之,这样一种未来世界构想不仅是值得我们自己期望或追求的,而且也是我们周围或之外的其他国际政治主体的共同向往。但必须指出的是,尤其对于这一理念的提出与倡导者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意涵阐释极其丰富,绝不能停留或局限于观念创制本身——更不能成为一种听起来很美好或政治正确的话语性说辞,而是必须立足或依托于当代中国的国际政治参与实践。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我国政府2015年前后在达成、签署和批准生效《巴黎协定》上的实际行动,是对这一理念的生态维度最令人信服的诠释。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二个层面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第二个层面,是它作为核心理念进一步展开与细化的国际关系战略话语或制度框架选择。笔者认为,在这个层面上尤其值得关注或可作为参照的理论,包括美国的“软实力”或“巧实力”话语或战略(霸权理论)、欧盟的“规范性强权”话语或战略(准霸权理论)、我国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或战略(反霸权理论)。

“软实力”理论主要是由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⑥其基本观点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当代国际政治中,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美国应该学会运用自己的“巧实力”,即明智地组合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奈看来,所谓实力就是影响他人行为,从而实现自己目的的能力,相应地,“硬实力”是一种强制力,主要包括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实力,而“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主要包括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等方面的实力。可以看出,奈的本意并非是简单肯定或宣扬美国“软实力”的强大,而是建议美国政府能够与时俱进,更主动地发挥“软实力”的补充性作用,从而继续维持其全球性霸权地位。其实,当时的美国政府在何种意义上真正采纳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是大可怀疑的,但后来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确对此赞赏有加,并使之成为奥巴马政府(2008~2012)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性话语或口号。

而需要指出的是,“软实力”或“巧实力”话语或战略,一方面在本质上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目标的,也就是说,它仍是一种霸权理论,尤其是并不与美国建立在依然强大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基础上的霸权现实和需要相冲突,另一方面又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折射或回应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及其能力的下降趋势,作为选项,需要借助于变化相对滞缓的制度构架和文化价值的吸引力来延续其霸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