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的位置:首页 > 课堂设计 >
百年彭桓武:“默默无闻”的大师
发布时间:2019-06-12  信息发布人:管理员  

1915年10月6日,吉林省长春县,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人们很难想象,这个看上去并不怎么强壮、甚至有些沉默寡言的小男孩,将走出冰天雪地的东北,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彭桓武,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副所长、原子能所副所长,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作为中国理论物理学、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以及核爆炸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在固体和统计物理、原子核物理和加速器理论以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理论等方面,做了大量组织和研究工作。他领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然而,在无数的光环之下,彭桓武却仍保持着最初的简单朴素与云淡风轻。他的毕生至交、中科院院士钱三强这样评价他:“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

“回国,不需要理由!”

193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彭桓武,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留学,并在此后很快展露出物理学方面的天赋。在海外期间,他与哈密特、海特勒合作的成果“HHP”理论曾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国际物理界公认的介子理论。

他的导师、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思·玻恩曾向爱因斯坦称赞他的爱徒:“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他还教我。”“他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

然而,到了1947年,在国外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彭桓武,却作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选择。

当年夏天,他同时收到了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和云南大学的聘书。他选择了条件艰苦的西部边疆,辞别英伦,辗转香港,回到了阔别数年的祖国,在云南大学当起了物理老师。

在云南大学,彭桓武开设了“物性论”“高等电磁论”两门课程,均填补了云南大学的空白。他还另外主持了一个老师们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班。据听过他的课的人回忆,他的讲解语言简明、概念深入、表述清晰、逻辑严谨,深受同学、老师们的欢迎。

为了筹备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彭桓武更是废寝忘食。当时,他与好友顾建中教授常常深夜结伴去昆明正义路吃些点心充饥,而后再折回实验室准备第二天学生的课程实验,直至天色蒙蒙发亮。

然而,当时的中国仍然风雨飘摇。1948年,昆明发生了“7·15”争民主、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大批国民党特警进入云大,中断正常教学秩序,镇压学生运动,更有大批仪器设备遭到破坏。

这让彭桓武悲愤难平。彼时的昆明,彼时的云南大学,已成为动乱政局的漩涡中心,再难宁静致学。1949年4月南京解放,彭桓武决定北上北平解放区,再展拳脚。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开启了红旗下的科研和育人生涯。

多年以后,有人向彭桓武这样问道:“当年您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彭桓武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

“新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人”

彭桓武的一片赤子之心,在新中国终于得偿所愿。他承担起教书育人、为日后核物理研究工作储备人才的光荣任务。

在清华大学,彭桓武任物理系教授,先后开设普通物理、量子力学及数学物理方法等课,并招收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生,培养了黄祖洽等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1952~1955年,彭桓武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量子力学,并指导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周光召和严肃。彭桓武指导研究生研究的课题在当时走在了国际前列。周光召与黄祖洽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个学生严肃在高校任教,其翻译的朗道与栗弗席兹的《量子力学》已再版6次。

他经常教育学生:“作研究要把眼光放开,看到每一条可能走的路,不要局限在一点;而每一条路又要坚持把它走到底。这样得到的结果,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才有可靠性。”

1962年9月~1964年6月,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01系讲授流体力学,并指导毕业班的补充讨论,从而使学生在学习原理之外,进一步接触到实际问题的解决途径。

在中科院原院长、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眼中,就新中国的理论物理事业而言,彭桓武是第一人,无论从队伍的培养组织到一些基地建设,都是由彭桓武起头的。

“只要看到国家有需要,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定义无反顾地去做。彭先生是我国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以及核爆炸理论等各种理论的奠基人,差不多所有这方面的后来工作者,都是他直接或者间接的学生。”周光召说,“彭先生是新中国理论物理发展的第一人,是这个方面没有争议的创始人或领导者。”

彭桓武对物理的热爱持续了一生,年近九旬时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思考物理学的基本问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工作。

在1998年出版的《理论物理基础》一书中,彭桓武向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周培源教授交了一份沉甸甸的“作业”。

“这是在还债。”他说,“做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时没有发表过广义相对论的论文,欠了周老的债。”那段时间,大家总能看到彭桓武在伏案工作,旁边摆着一大摞写满公式的算稿,甚至生病住院时也带着,以便随时进行推演。锲而不舍地工作3年后,彭桓武终于发表了题为《光发射和传播中的引力效应》的研究论文,并把基本结果写进了《理论物理基础》,献给自己的老师周培源,实现了“还债”的诺言。

2004年,他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报告的《广义相对论与狄拉克大数论假设的统一》论文发表在《理论物理通讯》杂志上,并提出了可能在宇宙学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设想。2005年6月3日,在彭桓武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又作了《广义相对论—— 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学术报告,所涉内容仍然是当时物理界的最前沿。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曾这样评价彭桓武:“先生有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他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验的结合,强调理论要解决实际问题;他一贯倡导学术民主,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一直坚持开拓创新,到晚年仍不断开创新领域。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是一位德高望重、求真务实、思想深远的长者。”

与中科院的不解情缘

1949年的中国,改天换地,在磨难与动荡中生存的科学家,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时刻。

一天,钱三强找到彭桓武,并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准备成立一个人民的科学院,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就能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

“建立我们自己的物理研究所!这一回,咱们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彭桓武兴奋极了,他感到,自己终于可以施展抱负了。

而后,国家在筹建中国科学院的过程中,根据物理学家们关于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决定将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一部分与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